四海变秋季，一师难为春｜对话朱学勤

┃听君一席话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Wise

四海变秋季，一师难为春
对话朱学勤

© 采写：盗火者
© 受访：朱学勤

朱学勤

　　盗火者：1977年恢复高考对你们这代人意味着什么？

　　朱学勤：恢复高考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转折，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准备。我们这一代知青里喜欢读书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时代会结束的，所以文革后期在农村我就开始跟着美国之音《英语900句》读英语。另外，同学之间经常会交流一些灰皮书，像《赫鲁晓夫主义》、《新阶级》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种正常的大学生活才能提供的思想状态。这种无意识的准备持续了四五年时间，但我不知道大学会不会招生，只是觉得文革长不了，这个民族还是需要思想、需要精神的，我们个人就在为这个东西做准备。在大学已经关闭的情况下，我们读书并不是为了进大学做准备，而是在摸索这一代人应该有的知识、思想。那几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在农村插队，后一段在工厂。农村插队时我们那个集体户的学习氛围比较好，九个人，除了我是初中生，另外八个人都是高中生，而且是上海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然后就到了工厂，体力劳动很繁重，但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自学计划，先从历史开始，然后是哲学，进入一种知识探索的状态。所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这个集体户的很多人，都顺利地考出来了。他们原来的数理化基础就很好，我自己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1977年参加过高考，后来错过了录取的机会，错过之后，就开始自学，准备考研究生。

　　盗火者：您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朱学勤：可以说有两次错过。一次错过是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在河南当地有一个政策，就是25周岁以上结了婚的，和25周岁以下没结过婚的，录取标准不一样，等于放两个榜。分数的差异可以达到100分。当时我压力很大，因为我是一个初中生，跟那些高中生一起进入考场，又要高出100分，所以自我期望值不是很高，但是榜发下来一看，我居然进入了录取范围，但可选择的学校不是很好。我第一志愿填的北大、复旦，几乎不可能了。那年我正在工厂的子弟中学教书，暑假回上海探亲，当时河南有一个学校要录取我，跑到我所在的单位了解情况。工厂里的人就说，他们这批上海知青眼界很高，你们又不是全国重点大学，录取了他也不会去。那招生的人一听就放弃了。等我探亲结束，回到工厂，才知道这个情况。我一听就很着急了，那个时候管他什么学校，只要能上学，都愿意上。所以我赶紧跑到郑州市高教办去问，他们说确实有这个情况，听说你眼界高，我们也不想放弃这个名额，就录了别人。这是我的第一次错过。
　　那时候规定，高考政策三年不变。我想既然三年不变，那我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好好准备一年，1979年再考，肯定能考得很好。结果1978年我跟我爱人复习了一整年，谁都没报名。后来知道1978年实际上是我们这批知青录取最多的一年。
　　结果，1979年，当我们信心满怀地准备报名的时候，突然说政策变了，结了婚的、25周岁以上的不让考。当时我们很惊讶，觉得怎么能这样说话不算话呢？但是，《光明日报》已经登出消息说今年的政策就是结了婚的一律不能考。
　　不让考怎么办？为了适应它这个荒唐的政策，我们就办了假离婚，结果又闹出一个大笑话。那时离婚必须组织开介绍信、盖公章。我教书的那个工厂子弟学校，支部书记跟校长两个人搞权力斗争，校长同意后支部书记就怀疑，说校长批准小朱去离婚是不是在拉帮结派。因此，支部书记无论如何也要坏掉这件事。他跟我说，第一，你即使离婚也是无效的，你不能报名；第二，你现在已经离婚了，就不能回去住，你回家就是非法同居。于是，每天晚上我就卷个席子到我们厂的青年职工宿舍打游击，谁上夜班了，空一个铺，我就在谁的铺上睡一觉，这成了我们厂的一个大丑闻。人家说某某为了考学居然离婚，搞得现在有家没法回。
　　这个时候我们工厂来了个一把手，是厂革委会主任，叫张易之。这个人我到现在都很感谢他，写过怀念文章。他是从河南省政府秘书长下来的，是个老干部。1949年进城的时候，他是纪登奎的上级。这个人有文化，也爱才，他到这个工厂，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事。他内心很同情我，就背着我开了几次座谈会，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后来他明白了，是那个支部书记在报复我。所以，他在这个工厂的第一批干部调动的指令中，就把这个支部书记调走了。然后，他找我长谈了一次，说第一，立刻复婚，结束目前这种尴尬状态。第二，高考虽不能够参加，为什么你没有志气干脆考研究生呢？国家政策是允许你们这一代人，以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的。经他指点，我放弃了本科的梦想，直接考研究生了。

　　盗火者：后来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朱学勤：这个准备比较辛苦，以我那么单薄的知识储备，要考正规的研究生，坎坎坷坷就很多了。三年考了四次，每一次都有故事，反正不堪回首就是。到考第四次的时候，自认为是最后一次，不想考第五次了。我觉得太难受了，年年都发生一些让人咽不下去的不公正的事情。但第四次我碰上了好老师，就是我后来的硕士导师何汝璧。
　　他看完卷子后很惊讶，因为他自己带的本科生大概有八个人考，他可以有一到两个名额。我总分考了第一名，专业课也是第一名，他就不相信，觉得一个校外的，而且是同等学力，为什么考得比本科生还要好呢？他要亲自主持面试。
　　面试是1982年的6月1日，我到西安去，面对面跟他谈。他要我谈我自学的过程，读了哪些书，有什么证明。我正好带着一大包卡片、笔记本，就放在他跟前，他看完之后就相信那些卷子是我的真实成绩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的本科生都不要，就取了我一个人。
　　其实，何老师是30年代初期入党的一个老党员，满脑子都是非常正统的观念。我的硕士论文是有点另类的，我那个时候对一些正统观念已经开始怀疑了，我那个论文实际上是从侧面质疑法国大革命的，按道理是跟他的整个红色知识体系正面碰撞的。但何老师最好的一点是他除了那些党文化的框框之外还有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底色，特别爱惜人才，不摧残人才。他不断地鼓励我，让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只要在史料上不出问题，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就放我过关。
　　我跳过了大学四年，和77、78级的同学们一起进入研究生一年级。第一年，我还觉得有点自卑。但到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反过来说幸亏你没跟我们一起读那个四年，否则你就不是今天这个精神状态了。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开始庆幸，也许他们说得是对的。本科四年我没有和他们起在教室里度过，这对我的思想和人格独立，不是一个伤害，而是一种保护。

　　盗火者：您的这种不一样，根源于什么？

　　朱学勤：根源于文革中后期的地下读书运动。1967年，大城市的红卫兵思潮退潮之后，很多人开始来到农村，农村反而进入了一种学习状态，开始读很多灰皮书。如果你有幸接触到这些灰皮书的话，就意味着你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启蒙状态。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把那一代人称为“68年人”，就是说1968年我们开始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机会。那时候读的书，比如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法国历史、马克思选集，还有文革前给高级干部们读的一些内部参考书，对我启发极大。后来我进入研究生阶段，虽然是同等学力，但相比那些四年本科过来的人，一点不逊色，我觉得是1968年到70年代初期的那段读书生活垫高了我的视野，而这种东西确实是在大学四年里学不到的。

　　盗火者：在大学教书之后，有没有碰到过像您这样的学生？

　　朱学勤：碰到过，但是很少很少。我现在基本只招博士。90年代之后的硕士生，进入博士这个门槛时，大多数人还没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多数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给他们一个现成的题目，然后告诉他，材料在哪里。我恰恰不是这样，我原本以为一个学生硕士毕业，应该有非常独立的问题意识了，然后老师再给他一个平台、一个机会，博士阶段的前两年不要强求他，让他顺着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由发展，就行了。但等第三年他们的论文初稿交上来，我才开始觉得意外，怎么一个博士生写的东西是这个样子，然后再开始从严要求。这是我自己做老师后发现的问题，这种情况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两个时代的差别。70年代后期的那批学生因为文革被耽误了好几年才进学校，但也歪打正着，这正迫使他们先到社会这所大学摸爬滚打。也许对学理工科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但对学文科的人来讲，这是一段非常必要的社会训练。
　　一个学文科的人，如果对这个社会没有自己的阅历，总是从书本到书本，学问是做不深的。而我们这批人心中，对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书本和社会的差距在哪里，都比较明确。做学问到底是从真实世界里挖掘题目，还是到那个有点虚幻的符号世界里去拼凑题目，我们自己心里都有底。90年代之后的大学，实际上又重新封闭起来，绝大部分孩子从小学到博士，就是念书，从小只在符号世界里摸爬滚打，根本不知道符号世界下面还有坚实的社会土壤，不知道真实世界和符号世界是有差别的。此外，现在的学生每天接触到的全是一些令人沮丧的信息，都会加剧他们生存竞争的压力。所以，很多孩子在硕士、博士的第二年就要开始考虑谋生，有很多世俗的压力。这个社会能够给年轻一代提供的正能量太少太少，负能量太多太多。所以，当他们回到老师身边，回到符号世界里，带回来的社会信息就会负面的多，正面的少。
　　正因为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才没有太多世俗的考虑。如果考虑世俗，我就不会拿起书本了。这一道巨大的滤网，就把一大批不愿意读书、只愿意服从生活逻辑的人过滤掉了。我们当时的基本想法，就是读书，追求知识，更深刻地解释这个社会，甚至改变这个社会。而现在的孩子，更多的不是要深刻地解释这个社会或尽可能地改变这个社会。面对这个社会的灰色大网，他们觉得自己是无力的、渺小的。

　　盗火者：所以这就使他们的知识体系更趋于工具主义。

　　朱学勤：他们会觉得，我念个硕士、博士，就是个敲门砖，老师你就放过我吧，别用你们当年的标准要求我们，外部的世界已经变了。90年代之后，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包括校园的变化，都在向下走。198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都带着鲜明的被重金属碾压的痕迹，尤其它的精神世界。那么，作为被碾压得最直接的大学校园，它的痕迹就特别明显。我对这个有思想准备，但90年代之后，大学生活的衰败，它往下走的斜率，还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1997年之后，一方面扩招，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对大学的投入，我们的大学越来越有钱了，但整个大学的内核是用钱撑起来的，不堪一击，甚至已经被击溃了。
　　我曾讲过一句话，今天的大学第一个阶段是人抢钱，大学教师都去抢课题；第二个阶段就是钱抢人，因为课题就那么多，大学教师都被裹挟而去了。几乎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三流教师，手里都会有课题，你看看这些课题做出来的是什么？全是罂粟！多少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个最有钱的大学时代，恐怕是最令人羞耻的一个时代。

　　盗火者：一个大学教师想营造不一样的空间，还有没有这个可能？

　　朱学勤：空间很小，事在人为。但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得有思想准备。第一，你得放弃在这个体制里面的所有好处，比如说你今天要当个主任，明天想当个院长，你要明白：这跟你无缘了，你不能再追求这些东西。第二，你不要被那些课题卷进去。你宁可不申请课题，也要保留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了，不能要求所有教师都这样。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着你的学生可要倒霉了，他不可能分享其他老师带的学生的那些好处了。要让跟着你的学生也像你这么想，我觉得对他们就有点太苛刻了。所以我现在招的学生越来越少，道理就在这儿。有时候我不太忍心让自己的学生再顺着自己的路走一遍。我和这个体制处于一种不合作状态，放弃了体制里面的好处，因为我已经出名了，但我有权利也要求他们这样吗？我很矛盾！

　　盗火者：这样做的老师现实处境都不太好。

　　朱学勤：不太好，拿我来讲，由于种种原因，我跟上海大学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不战不和、不弃不守的状态。到现在，我觉得大家都摸出了一个交往的规则，就是我从不过问这个体制内谁上去了，谁下去了；但你们也不要过问我在想什么、写什么。你不管我，我也不烦你，就这样一个状态。

　　盗火者：南科大的整个诞生过程，您应该有所了解。

　　朱学勤：我注意过。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南科大的这种遭遇、这种坎坷，都是意料中的。如果在80年代，南科大能得到的空间要比今天大得多。他的艰难不在于深圳这个特区已经没有一点特区的味道了，跟内地其他省份差不多了。艰难在于，90年代以来，四海变秋季，一师难为春，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个丕变，一个溃散的丕变。

　　盗火者：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肯定是要变的，您觉得它未来可能的变化在哪里？

　　朱学勤：目前不可能变。葛剑雄说过一句话，我很赞成，大家都在抨击大学的行政化、官本位化，他说这是废话，整个社会都行政化、官本位化了，你叫大学校长没有官衔，没有一个相应的行政级别，他怎么跟社会衔接？怎么到社会上去办事？其实就是我刚才那个意思。包含大学在内，但是比大学大得多的整个社会，都处于那个状态，大环境不改变，你光让大学变，是变不过来的。

　　盗火者：自上而下的变化很难发生，自下而上的呢？

　　朱学勤：我觉得事在人为。每一个老师面前都有三尺讲台，今天这个三尺讲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你如果珍惜这个三尺讲台，你课堂上的氛围也许就跟隔壁的教室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在做的，但我从来不奢望微观世界里某一个人或团体的努力和坚持，能够改变外部环境，我觉得不可能。

　　盗火者：去年有一个现象，就是众多的中外合办大学，在上海可能更多。

　　朱学勤：这是一个好现象。这几年，香港、台湾的大学到大陆来招生，以至于很多当年的状元，放弃北大、清华去念香港大学。这是值得肯定的鲶鱼效应，但时间长了会怎样，我是不乐观的。

　　盗火者：您觉得他们会被同化？

　　朱学勤：对。我举个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然后台海两岸开始正常化，很多朋友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有种说法，井水可以改善河水、澄清河水。我当时就说，井水水小，河水水大，很可能是河水污染井水。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香港大陆化、台湾香港化，香港这条鲶鱼也逐渐转基因了，开始沾染上大陆的基因，更不要说更小的鲶鱼了。
　　我讲一个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大学之间的故事，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乐观了。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上海交大要恢复它最早的南洋工学的规模，开始办文科，曾经想让我到那边去当历史所的所长，给的条件很好，而且他们知道我在上海大学并不是很得意。但我一说走，上海大学的党委书记、副校长就觉得面上很挂不住，不愿意放，谈了几次谈不下来，我还是要走。最后他们没办法了，使出了杀手锏，找到钱伟长，上海大学的校长，说我们劝不下来了，只能让老爷子劝你。这样我就跟钱伟长谈过一次，那年他八十多岁，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都是肺腑之言。第一，他说你要吸取我1957年的教训，不要搞得自己20年无法正常工作。我们都知道钱伟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代价是20年无法正常工作。第二，只要我在这个学校，有风浪我还能保护你，你到其他学校去，他们现在说得花好桃好，一旦有事，他们能保护你吗？我在，我就能保护你，他们不敢。第三，我这个办大学的理念，有多少人能理解？教育部长理解吗？复旦大学的校长理解吗？他们见过真正的大学吗？你算是理解我的，知道我办这个大学的苦心，连你都要走，这个大学交给谁办？这三句话，真是打动了我。我说，算了，老爷子，就冲这三句话，我留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国过来的一个老教育家，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他是怎么看我们这个教育体制的。那一刹那，对教育的这些理念，以及教育改革的艰难，我觉得我跟他是有共同语言的。

　　盗火者：钱伟长在上海大学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作为。

　　朱学勤：对他的一些教改计划和理念，当时的教育部是有保留的，只是看他是老人，又是政协副主席，才迁就他的。我知道他这个大学理念是3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形成的，然后又移植到今天的中国来。按道理30年代大学的理念到了21世纪，应该过时了，但它放在中国的教育环境里，居然还是那么超前。

　　本文选自《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邓康延等著，新星出版社，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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